張乖崖集
宋 張詠
張其凡 整理
中華書局2000年第一版
http://qscs.5d6d.com/thread-3450-1-1.html
張詠事文考述（前言）
「乖則違眾，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這是張詠為自己的畫像題下的自贊。後來，不僅他自己被人稱為張乖崖，而且他的文集也被命名為《張乖崖集》。
張詠（九四六－－一○一五）是宋初一位有較大影响的大臣，尤以治蜀著稱。北宋仁宗時期，士大夫的議論甚至將他與趙普、寇準並列，認為是宋興以來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
然而，研究張詠之作，却猶如鳳毛麟角，筆者迄今所見所知者，僅吴天墀先生一九四○年在《史學季刊》三一卷一期發表的張詠治蜀事辑一文，但主要述張詠治蜀事蹟，稍及其他。故不辭繁贅，對張詠事文加以詳细考察，以補其闕。
一、早年——傳奇式的兩河劒俠
早年的張詠，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當研究中國武術史的人們津津樂道於傳説中的「太祖拳」、「太祖棍」時，却無人注意到，宋初確有一位見於記載的真正的武術家，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精通劒術的大俠，這就是張詠。
對於張詠的劒術，他的墓誌銘和神道碑銘說是「自少學劒，遂精其術，無敵於兩河間」，伹無具體記述。南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三乖崖劒術條，詳细記述了張詠劒術的神妙與輕功的超卓。其文曰：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舆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匄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劒，約平人肩，斷棗為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為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遥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结交而去。北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與《宋朝事實類苑》卷九引《倦遊绿》記載，張詠獨仗一短劒，殺死了開黑店劫掠旅客財物的店主父子三人，也反映出張詠劒術的高妙，證實他的確善用短劒。從張詠的詩文裹，也可以看到他常常論及用劒。現略引數首於下，以見其一斑。
我欲為君舞長劒，劒歌苦悲人苦厭。卷二勸酒惜别。
狂來拔劒舞，踏破青苔地。赠劉吉鏌鎁煌煌對尊酒，舞來不成空握手。留别博州推官楊丹。
夜倚西風拔劒舞，拔劒舞，擊劒歌，青雲路遥心奈何。淮西有客。
伊余志尚未著調，秋風拔劒東門行。東門行。
時静苦嫌論劒略。卷三再會傅逸逸人。
壯心為客盡，孤跡卧雲休。匣劒已全棄，林僧亦少酬。卷四歸隱嵩陽。
勿庸再引，張詠對劒術的喜愛與精通之情，已從他的詩文裹充分反映出來，證實了其他史籍的記載是可信的。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張詠是宋初兩河間的一位著名劒客。
張詠不僅劒術超妙，而且在早年時喜歡行俠仗義，是一位俠客。劉敞撰張詠謚議即說：「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韓琦撰張詠神道碑銘（下稱韓碑）云：「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九引《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本集卷五新秦送人東歸詩曰：「若值山東豪俠問，嵇生慵更作書題。」這些記載說明，張詠早年是一位俠客。
張詠出身貧寒，他在詩文中多次講到：「臣本族至卑」，「世本單微」，「少也賤，左右無賢戚之助」，「家貧無書，必俯伏人門以觀覽」，是一位「寒素起家」的「河朔窮生」。他的青少年時代，又是在動亂的五代時期的主要戰場之一的河北度過的。在這種家族和時代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兩河劒俠，其行俠仗義的目的當然應是濟困扶貧，因而多少會擾亂封建秩序，觸犯封建道德與法律。他後來曾對友人說。「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即是證明。張詠入仕以後，對早年行俠仗義之事，諱莫如深，不是没有原因的。唯其如此，關於張詠早年行俠仗義之事，宋人記载甚少。《聞見近錄》與《宋史》、《東都事略》本傳記载的張詠殺死一位要挾主人的僕人之事，可說是存留的張詠早年的奇事。但如果不是因為張詠此舉维護了封建等级尊嚴，那麼恐怕也不會流傳下來的。
早年的張詠，不僅習武，而且讀書習文。因為家庭貧寒，他的習文遠遲於習武，在十八歲時才開始。張詠在詩文中，常提及早年求學之事：
某幼專事儒，積未知變，本之以言行，窒于利舌，卒而為文章，用鲜時態。十年於今，無求知於王公大彦之門者，愧有所未至也。復不能曲事辭氣，為小郎辈取容哉。故窮病湮厄，步走千里，其窮可固也，其志不可變也。卷七與蘇員外書。
臣生逢昌運，志慕前修，拋色養於高堂，訪良師於千里，苦心十载，遊藝百家，强求治法之指歸，不識聖賢之事業。志之所至，文亦偶成。卷十一謝進文字赐韶獎諭狀。
宋祁撰《張詠行狀》（下稱宋狀）描寫張詠早年苦心求學為文的情形說：「始就外傳，即覽羣經，書必味于義根，學乃知于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書墳史。每有屬綴，輒據庭樹槁枝而暝，苟不終篇，未嘗就舍。」入仕後，張詠仍然好學不輟，到了晚年，「聚典籍百家，近萬卷，博覽無倦，副本往往手寫。至於卜筮、醫藥、種樹之書，亦躬自詳校。」因為張詠讀書較多，學識豐富，所以他常取笑十九歲中進士的寇準讀書少、不學無術。
為了習武學文，張詠早年曾到處遊歷。在詩中他提到，他曾「旋賃高齋洛水西」，又「自洛徂陝」，西入長安，還曾「驅馬淮西」，「飄飄颻颻齊與魯，半醉半醒陳復楚」；他曾遠遁越東，隱居天台，以致多少年後，尚「萬端心绪憶天台」；他又曾隱居嵩陽，「嵩陽峰底洞中天，曾共浮丘對掩關」。此外，他到過博州，去過安陽。所以，張詠在昇州又謝傳宣撫問表中說，他早年「閱市尋師，久嘗涉歷」，並非虚言。遊歷的生活，不僅豐富了他的閱歷，增長了他的才幹，也增進了他的文韜武略。
十年磨一劒，張詠在三十歲以前的苦心用功，使他不僅劒術無敵，威震兩河，而且飽讀羣書，學識淵博，可說是文武雙全。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本是封建時代一般讀書人的志向，張詠也不例外。他自信「海鹏一飛一萬里，三尺微風何足謂」，「運海摶風當振翼，任是青天更高碧」。但他又不急於仕進，他要等待時機，解嘲詩表明了他的意向：「蛟龍豈是池中物?風雨不來狂不得。寧作鸞鳳飢，不為鷄犬肥。興來轉脚上青雲，何必羸驢苦相侮！」
二、仕宦－－長於治郡稱名臣
太平興國五年（九八○），張詠與好友寇準、王禹偁同到開封參加科舉考試。省試三人均登科，殿試王禹偁落第。張詠和寇準殿試中進士乙科，被分别任命為崇陽和巴東的知縣。張詠從此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在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張詠担任過許多職務，但多在地方任職，以長於治郡而稱名臣。他的仕歷如左表。
張詠職任簡表（详見年谱）
職任任職年月任職時間年齡備注
知崇陽縣太平興國五年（九八○）閏三月四年三十五考取進士後任。
通判麟州雍熙二年（九八五）六月四年四十
禮部考試官端拱二年（九八九）春四十四臨時充任。
監濮州税端拱二年春月餘
知浚儀縣端拱二年夏不足一年
湖北轉運使淳化元年（九九○）三年四十五
樞密直學士淳化四年（九九三）七月一年四十八自此以下三職係並任。
知通進、銀晝司公事淳化四年八月一年四十八尋令發敕司、封馼司隸銀臺。
總三班院淳化四年九月一年四十八
知益州淳化五年（九九四）八月四年四十九八月到任，任命在四月。
给事中、户部使咸平元年（九九八）七旬五十三
御史中丞咸平元年不足一年
以御史中丞同知貢舉咸平二年（九九九）正月五十四臨時充任。
知杭州咸平二年四月三年
知永興軍府事咸平五年（一○○二）冬半年五十七
知益州咸平六年（一○○三）四月三年五十八
判三班院景德三年（一○○六）七月一年六十一
判登聞檢院景德四年（一○○七）五月一月六十二兼任。
知昇州景德四年六月五年連任。
兼江南東路安撫使大中祥符三年（一○一○）八月二年六十五以知昇州兼。
知陳州大中祥符六年（一○一三）三月二年半六十八卒於任所。
從右表可以看到，張詠在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在中央政府任職的時間，不足四年，而在地方政府任職的時間，長達三十年以上。他的主要政績在於治理地方。張詠的仕途是比較順利的，自入仕後未曾遭受貶黜，官職步步高昇。
在中央政府，張詠兩度協助主掌科舉考試，兩度掌管三班院，又掌管過通進、銀臺司。並兼領發敕司和封駮司，他還掌管過登聞檢院，擔任過御史中丞。其中，僅御史中丞為臺諫之長，地位較為重要。
在地方職任上，張詠北方曾到過邊境的麟州、永興軍，都是防禦西夏的前線地帶，南方到過重鎮杭州、昇州，分别是五代割據政權吴越、南唐的首府，而成都（益州）為五代後蜀首府，湖北轉運使又是鎮撫五代南平所轄地區。張詠在地方任職，都頗有治聲，為安定較遲纳入宋朝版圖的地區出了大力。宋初的朝廷議論，也很推崇張詠治郡的才幹。景德四年（一○○七）十月，議擇廣州知州時，工部郎中、直史館馬亮即推薦張詠，因其有病而未任命。張詠也頗以自己的治郡才能而自負，他曾對人說：「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沆），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旦）；面折廷争，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張詠的確不是自吹，也不負眾望，治理州郡，卓有成绩。在崇陽、杭州、昇州、益州等地任滿時，當地吏民都曾舉留張詠。在益州時，真宗派内侍傳言，說是有張詠在，朝廷無西顧之憂。在昇州時，正巧昇州城内發生多起火災，情況異常，真宗因為張詠在昇州而放心無慮。
張詠治郡，到底有些甚麽高明的方法呢?
《東都事略》與《宋史本傳》說他：「在蜀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蘇軾也說：「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諸葛亮與張詠皆是嚴而見愛者。南宋王剛中稱張詠曰：「考績其為治，大抵以嚴猛奮勵制其暴，以精明果斷摘其姦，以公平信義善其俗。訟至於庭，據案一决，悉中其隱，百姓驚嘆，以為神明而不敢犯。」項安世則說張詠：「其為治，務端好惡以新民，明賞罰以率下。」《方輿勝覽》卷五一成都府四六曰：「張忠定嚴明為政。」台灣學者葛紹歐總結張詠治蜀之術是；為政寬簡，不尚苛察。實為不察之論，證之宋人議論，恰好南轅北轍也。
具體說來，張詠治郡之術，可以總结為如下幾條：
第一，嚴刑重典，立威明法
唐末五代，官府威信掃地，小吏蔑視長官，號令不行。宋初，情況雖有改變，但五代餘風未盡，法令與官長的威嚴不足。張詠治郡，力矯此俗，確立官長權威，宣示法令，嚴懲違法者。
本集卷十二語錄、《青箱雜記》卷十與《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記載，張詠在崇陽和成都，均因責決小吏不服，遂自仗劒斬之。「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詠之威信，令出必行」。羅大經指出，張詠此舉，「其意深矣，其事偉矣」，其原因是「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
《涑水記聞》卷七載，益州鈐轄率兵出討劉旰時，張詠有「無功而退必斷頭」之語。後鈐轄軍果敗，鈐轄召其將校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擊敗劉旰軍。從此事看來，張詠的立威措施，收到了預期的效果，確立了官長的權威。
威權既立，號令可行，張詠便宣示法令，痛繩不法，所部遂趨於治。他在再任蜀川感懷詩中說：「無煩苦意思諸葛，只可頒條使眾知。」並自注說：「方今天子仁聖，國富兵强，只宣馭遠寬平之詔，禁暴刑殺之令，不半年自整爾。」他在蜀中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誡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張詠執法，不畏權貴，這更增加了他號令的威嚴。淳化二年（九九一），張詠任荆湖北路轉運使，發現荆南造船場「虚占匠人，纳木之時，更苦編户」，「看其帳籍，甚不整齊，遂具奏章，乞行磨勘」。不久奉敕命，張詠即差官替代監船場鄭元祐。鄭元祐是個有背景的人，不但「隱藏文曆，抵拒使臣」，而且派兒子到京城進狀，搆謗張詠之罪，致使朝廷向張詠詢問其事。張詠毫不畏懼，相繼上奏鄭元祐事自陳狀與上宰相中堂自陳狀，力辯其事，堅持要懲辦鄭元祐，他又给好友、當時任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的寇準去信講明情況，請寇助一臂之力，終於獲勝，懲治了鄭元祐。此後，張詠在荊湖北路又「劾罷太守姦贓疲愞者十數，悉條所部廢格抏敝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栗」。
張詠第二次知成都府時，有一位中使，夜分時要開門入城。張詠問他有何急公幹當，中使說銜命往峨眉山燒香。張詠說：「朝廷還知張詠在西川否?況川中兩經兵寇，差詠治亂。如何須得中夜入城，使民驚擾?待要先斬後奏，或先奏後斬?」中使悚懼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張詠曰：「若如此道即是。」令其出北門宿。
第二，御軍為先，攻心為上
張詠兩次治蜀前後，有李順、劉旰、王均三次大亂，劉、王均是兵變。加之五代惡習尚存，官軍將士恣横剽掠，為害地方。因此，對軍隊的駕馭，不能不是治蜀的首要任務，尤其在大亂後的成都，更是如此。
張詠初治蜀時，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争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倉廪充實。張詠便下令，给軍士發放好米為軍食，車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張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至道三年（九九七）十月，張詠上奏，益州屯駐兵士所請錢，乞依原降宣旨，銅錢一文，與折支鐵錢五文。這些措施，保障了軍士的生活，争取了軍士的歸心。張詠在杭州時，欲弛鹽禁，於是先宴巡卒，講明道理，以争取支持。
在争取軍心的同時，張詠又抑制將帥，嚴懲軍隊中的不法之徒，使之知懼。
張詠初鎮蜀到任後，軍隊統帥王繼恩支飼馬芻粟，張詠只發给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張詠答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贼，何慮馬不食粟乎?詠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繼恩有帳下卒，頗恃勢掠民財。或訴於詠，其卒缒城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繼恩失歡，密戒吏曰：「得即缚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不恨，而其黨亦自斂戢矣。知昇州時，張詠請朝廷下詔：諸軍故斷手足以避征役及圖徙便郡者，自今決訖，並隸本軍下名，罪重者從重斷，傷殘甚者決配本鄉五百里外牢城。至道三年，西川龍猛軍人發生兵變，張詠激鈐轄出兵，並警告說：「鈐辖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由此力戰，遂平定兵變。鈐轄率兵歸來，張詠又先賞中傷之人，持首級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
張詠用争取軍心、嚴懲不法軍士的方法，有效地制约了軍隊，為其治理地方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注意民生，順應民情
張詠出身貧寒，長在民間，比較熟悉民間的情況。在悼蜀詩中，他寫道：「良民生計空，賒死心隕穫。」「有聽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師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强暴乎?良家困弊，渐復從賊，庶賒其死，深可忿也。」因此，張詠在治理地方時，很注意安撫民眾，使其有活路。
張詠初治蜀時，揭榜示諭，許入義軍者自新，自首者皆釋其罪，使歸田里。王繼恩送「賊」三十餘人到州衙，請張詠懲治，詠悉令歸業。繼恩發怒，張詠説：「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至道三年（九九七）十月，張詠又上言：「萬州管内，有官收津渡錢數百貫，兼有税場，甚擾民。」詔並除放。咸平二年（九九九）四月，張詠知杭州，正值杭州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给，張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嚴治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盗，則其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十月，張詠又申准免去杭州中等户當年的丁身錢。结果，當年杭州直到秋收也没有發生民變。
張詠不僅安撫民眾，網開一面，而且更進一步，注意民生，採取措施，使民眾有謀生手段，從經濟上穩定地方政局。張詠認為，地方官的善政應當是：「入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墮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争，夜宿邸中，聞吏鼓分明。」韓琦說他：「當官凡所設施，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
張詠知崇陽時，崇陽民以種茶為業。張詠下令，剗去茶園，種植桑麻，並告誡縣民説：「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於是崇陽縣桑麻大興，為绢而北者，歲百萬匹。後來，張詠為湖北轉運使時，又以崇陽縣溪山峻險而漕運阻，歲常以支移苗斛為艱，為請於朝，俾以绢代，遂為永制，崇陽人稱便。後來仁宗時，宋廷榷茶，崇陽民無茶租之苦，懷念張詠之惠，立廟以報之。張詠在崇陽時還鼓勵事農，鞭答進城買菜的鄉民，使城周圍的蔬菜業大為發展。崇陽縣的北峰亭一帶，田疇膏腴而無水利，稍闕雨澤，禾多旱損。詠相視山川原隰高下，可決渠圳，通流灌溉，遂於白泉上源為陂堰，水入川圳，溉田數百頃。後無旱傷之憂。
在成都時，張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當時官有存鹽而缺糧，民間私廪尚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争趨之，既解除了民間闕鹽之苦，又解決了屯軍缺糧之虞，因此能奏罷陝西運糧。成都官府打算差夫往支郡搬草，其時百姓當饑，張詠下令在城西、北門外各設一草場，買百姓生草秣馬，馬甚優足，百姓得錢買食，全活者頗眾。張詠凡有興作，輪番役用工匠，每次十日，不多占用，工匠都很高興。他又放寬舊的條禁，允許西域商人至蜀，大獲通商之利。他提倡種植桑樹，解決了四川養蠶業的需求。他下令拆除侵占成都水利設施的豪居大宅，使更多的田地得灌溉之利。張詠實行的這些政策，促進了四川經濟的發展，人民生計有了保障，社會也就逐渐趨向於安定。
張詠在蜀，特別注意災年的貧民生活，以鏟除變亂之源。他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细民，計口给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蓋因此也。
張詠在注意民生的同時，還配以順應民情的風俗改革，矯正浮薄習俗，確立新的社會風俗。在悼蜀詩中，張詠寫道：「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天道本害盈，侈極禍必作。當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風復儉約。」張詠移風易俗，在四川最為成功，實現了他「移風復儉約」的預想。
張詠曾對李畋說：「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静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他又說：「子見舊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須革，觀釁而動，乘而革之，雖痛绳以法，亦怨不生也。」這兩段話，清楚地反映了張詠改變民風的方法與步骤，即是：以身為率，取信於民，乘釁而革。
張詠本人，性剛寡欲，唯着皂絁袍，角帶不事外飾，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𨶑如也。以至李畋說他的寢室連禪房也不如。因此，他提倡儉約之風，便能够獲取民眾信任。張詠曾問李畋：「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張詠却說：「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比一個信，五年方得成。」這說明他深知取信於民不易，故而始终謹慎律己，勵精圖治，终於取得了民眾的信服。
蜀風尚侈，好遊樂，張詠一方面順應其俗，加以改革，凡一歲之内，游觀之所，與夫飲馔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另一方面，他又嘗親春，以勤嗇教之，民皆感其意焉。正月十七日的錢燈會，正月二十三日的蠶市，二月二日的小遊江，都是張詠定下來，一直延續到南宋末年的。幾百年間，後人遵行不違。
張詠說過，「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所謂「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指的是有學識的士大夫階層。張詠對世俗流言，是不在乎的，他重視的是士大夫的反應，很注意士大夫之情。
張詠在蜀，為順應官屬蓄婢之人情，曾買一婢以侍巾帻，四年後召還時，召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是處女。成都有一位錄事參軍，因不肯庭參張詠而被勒令致仕，其人獻一詩辭行，内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張詠見後大為稱賞，執該人之手曰：「部内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置酒歡語，禮為上客。
張詠曾感嘆說：「近世唯以學文入仕，故為政者未聞稽古。吾自讀書來，知教化必有本，聖賢必有心，力學求之，于今不倦，仿佛而已。」為此，他很注意教育工作。張詠曾問李畋：「子同人中有善講習者否?」畋以同門生劉式對。詠遂辟劉式為州學教授，教習諸生，受業者五十餘人。每休務日，就學置酒以勸勞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為遠，來學者甚眾。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但不事舉業。張詠親自監試舉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赴京前，張詠又設宴率郡僚各賦詩送行，给三人驛券赴京。自此以後，兩川士子，以中舉為盛事，争起參加科舉考試。張詠臨離蜀時，召見士子彭乘，還留给他鐵缗抄二百道，鼓勵他努力學習。張詠上述的種種作為，很引起一般士大夫的好感和崇敬，由此，民情的盛贊張詠，也就很自然了。
第四，善於断案，民仰其明
封建社會中，地方長官的重要職責是審獄斷案，這對於治理地方、使民眾厭服來講，是舉足輕重的事情。《左傳》莊公十年載，曹劌論戰時即說，「小大之狱，雖不能察，必以情」，是「忠之屬也」，民以此能從之。張詠吏道精明，善於斷案，民仰其明，郡臻於治。
史載，張詠決獄，人莫能測，初若疑誤，而片言之下，盡窮幽隱之跡。民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每訊牒便文，久不得判，詠率爾署決，莫不允當。誡民集中就蒐集了他的許多斷案判語。四川既編有誡民集，張詠在蜀的斷案能力，自無庸置疑。在其他地方為長官時，張詠也同樣顯示出他的斷案能力。現略引數例，以見其一斑。
張詠在昇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詠。詠熟視，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僚屬問詠曰：「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張詠在杭州時，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命見掌貲財，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詠覽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托汝。儻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给子，餘三给婿。皆服詠明斷，拜泣而去。又有沈章訟兄彦約割家財不平，求詠治之。詠曰：「汝異居三年矣，前政何故不言也?」章曰：「嘗以告前太守，反受罪。」詠曰：「若然，汝之過明矣。」復撻而遣之。後半載，詠因行香，四顱左右曰：「向訟兄沈章，居於何處?」左右對曰：「衹在此巷中。與其兄對門居。」詠下馬，召章家人並彦家人對立。謂彦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矣，伊幼小，不知貲之多少，汝又分之不等。果均平乎，不平乎?」彦曰：「均平。」詢章，曰：「不均。」詠謂彦曰：「终不能滅章之口。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室。更不得入室，即時對换。」人莫不服詠之明断矣。
三、張詠之為人
張詠之所以聲譽鵲起，不僅與其政績相關，而且與其為人密切相連。而張詠的為人，多少還蒙上了傳奇色彩。
综觀張詠的為人，有如下幾個特點：獨立的人格，無私的政風，剛毅的性格，澹泊的心境，勇於為義，對友坦誠。
張詠自稱「乖崖」的自贊，他在崇陽和成都誅殺不服處罰的小吏，在成都殺批父的小兒，就充分反映了他不畏流俗閑言、敢作敢為的獨立人格。
張詠無私的政風，表現在他為官不為輕肥，不事產業上。韓琦說他：「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退闢静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張詠曾說：「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魚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因此，張詠說，官職「若轉下而思之，則身不危；若轉上而思之，則名必敗」。他又說：「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觑。」以至有人稱他此語「似為專意於卜數者言也」。項安世總结似地說：「嘗聞公之學遠有原绪，以太極為本，以陰陽為端，視天下禍福，無足動其心者，惟以尊主庇民、崇本抑末、扶正黜邪為己任。」
張詠剛毅正直，動不容佞。錢易說他：「生平以剛正自立，惡人諂事，不喜俗禮。士有坦無他腸者，親之若昆弟；有包藏誠素者，疾之若仇雠。」韓琦說他：「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王安石說他；「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凛然。」
張詠為麟州通判時，太守以喜怒為政，詠屢責之，太守愧謝之。張詠知銀臺、通進司時，太宗要處罰杖死犯法小校的邊帥張永德，張詠封還詔書，說「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太宗不納，未幾，果有營卒脅訴其大校者，詠復争前事，太宗優容謝之。張詠為御史中丞時，宰相主齋會不如禮，其語尤鄙，詠彈奏之，無所憚。張詠掌三班院時，班行李居貞抗遼有功而無與議其功者，詠聞知其事而不識其面，乃嗟稱曰：「下位中有如此者而不預旌賞，何以勸士大夫邪?」於是錄其狀跡，條奏以聞，特與遷官。事既，而不使知之。李得知後來謝，詠不見，以字數行付居貞曰：「公臨陣勇，臨財廉，臨事勤，臨民仁，加之畏慎，此報國之大効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感佩，感佩！」張詠深深地同情屈原的不幸，他在詩中寫道：「楚王不識聖人風，縱有英賢志少通。可惜靈均好才術，一身空死亂罹中！」
張詠深恨姦佞之人，他在詩中寫道：「好竭忠誠佐真主，莫教姦佞苦妨賢。」「更擬傾盃祝天地，世間不用長姦人。」「為報世間邪佞者，如何不似竹枝賢。」他曾說：「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慎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在成都，張詠曾呵斥諂媚的學禪僧，臨终前，他還上奏疏，乞斬賊臣丁謂頭。剛正嫉邪的秉性至死不變。
張詠曾說：「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這是這位剛正不阿的正直士大夫的心聲。
張詠澹泊的心境，更帶有傳奇色彩。
張詠與陳摶、傅霖、祝隱君、馬道人、張白逸人、魏道士、劉道人等隱士逸人關係密切，均有詩唱和，充分表明了他的志趣。據說，張詠少年時曾到華山謁見陳摶，遂欲隱居，而為陳摶勸回。陳摶送走張詠後，對弟子說：「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早年張詠曾歸隱嵩山，入仕後又請人畫了嵩山圖，心向往之。
張詠曾說：「大凡事先題箇明心，着過與不及，良由明心不定。」正因為張詠有强烈的出世思想，對名利澹然無情，所以他的詩歌中充滿了封隱居生活的思念之情。「莫道安邦是高致，此身终約到蓬瀛。」「從來共約雲泉老，肯向人間占好名?」「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和雨繫扁舟。」「日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空。」「碧落故人知我否?幾回相憶上漁船。」「長憶鄉園舊廬舍，會須抛印自锄瓜。」「何事輕抛來帝里，至今魂夢遶寒塘。」勿庸再引，張詠的出世之情，躍然纸上。所以，李燾說他「凡所與交，多方外伕人，視棄軒冕猶棄敝屣耳。畫像服飾，悉如隱者，是殆將乘星载雲，揮斥八極，超無友而獨存。夫孰敢嚇以臭腐，拘係之使從乎?」
雖然張詠常懷辭榮隱居之思，但入仕後三十餘年，終老官場，始终未能退出。究其原因，除皇帝與朝廷信任、仕途順利外，和他的「明時待發揮」的思想很有關係。張詠在詩文中寫道：「莫便長休去，明時待發揮。」「致君須有分，會此擲魚竿。」「自戀明時休不得，好山非是不相容。」「神仙洞府，固在帝鄉，青雲階級，未遠筆下。」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張詠心懷高山隱士，身戀明時致君，擔當治民重任，度過了三十餘年的仕宦生涯，終於未得歸隱，但他澹泊的心境，却時時流露出來。
張詠勇於為義，對友坦誠，在早年表現尤其突出，所以有「俠客」之稱。他與寇準、張覃應舉時，竭力向帥府推薦，請以張覃為舉首，並說：「士君子當以德義為先，不然，未足為士矣。」張詠與寇準是布衣之交，寇準兄事之，張詠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雖然他認為寇準是真宰相，說過：「澶淵一擲，詠不敢為也！」但他始终認為寇準富貴早，读書少，用太速，並當面暗示，說寇準「不學無術」。他在贈劉吉詩中規勸道：「如何不自持，稍負纖人累。」「去矣劉跋江，深心自為計。」張詠真可稱得上是净友。
當然，見於記載的對張詠的非議也不是没有的。像他殺批父小兒，為人指為殘酷。范文度說他「為政過猛，而又陰採人短長，不皆究實而诛」；他在杭州，寵任兗州豪族龔元，使其干預郡政，晚年在陳州時，頗營市產，或侵刻細民。如此等事，即是其主要者。
四、地位及影響
張詠在宋初的影響是較大的。北宋两朝定策元動韓琦即說：「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他的影響，表現在如左三個方面。
首先，宋人對他極其推崇。田況、蘇軾、項安世都記载，蜀民把張詠比作諸葛孔明。更有譽其為宋興以來治蜀第一的。劉敞在張忠定謐議中說：「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眾，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宣和五年（一一二三）正月，臣僚言：「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
其次，宋人把張詠作為治蜀的楷模。在張詠之後，王曙、薛奎、田况都因治蜀有政績，蜀人以張詠比之。
復次，宋人及後人在多處建有祠堂以紀念張詠，並時加修葺。
張詠離開崇陽後，崇陽縣民在縣西的美美亭生祠張詠，春秋祭祀不绝。元豐三年（一○八○），又有了張詠的祠堂。紹聖（一○九四－－一○九八）中移置净刹院，紹興（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復祠於美美亭。隆興二年（一二八四），知崇陽縣陶楙因美美亭沼其前以牣魚鼈，徙張詠祠堂於縣北之北峰亭，命梵安浮屠主祠亭。亭久復廢。慶元初（一一九五），主簿王田奉像祠於學。六年（一二○○），知縣事任希夷復建北峰亭，摹詠像龕之，項安世為之作纪。元大德四年（一三○○），崇陽縣令馬合馬改建美美亭前張詠祠，七年（一三○三）十月建成，武昌路總管府治中察罕申為之寫記。明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已是張詠死後三百五十八年，崇陽縣又新構張詠祠堂於北峰亭基。
在鄂州的湖北轉運使司有乖崖堂，李燾曾加修整，從成都仙遊閣摹寫詠畫像，置於堂中。
成都的張詠祠堂，更為堂皇，修整最多，延續時間也最長。
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八月張詠死後，蜀民聞知，罷市號慟，得詠遺像，置成都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歲歲不绝。九曜堂亦畫詠像。皇祐元年（一○四九）十二月，知益州田況撰張尚書寫真贊，並張詠自贊，一同刊石，置於天慶觀中。嘉祐四年（一○五九），王旦季子王素知成都府，始大建張詠祠於府治之東馬務街，又取詠治蜀斷語可為後法者，凡百三十首，圖於壁。落成之日，人無幼艾，争捧牢酒，或喜或泣，列拜於庭。此時距詠死已四十四年。神宗時，龍圖學士劉庠又從而潔完之，庀事益光。崇寧四年（一一○五），張詠祠堂「木石老憊，危就傾仆」。知成都府虞策令華陽葺修祠堂，以知縣李孟侯董匠事。凡葺屋七十楹，度堂十九，竭作十旬，百堵用成，寢宫閟清，墙户鮮整，氣色明喜，靈觀忽還。绍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王剛中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剛中遐思張詠風績，卓乎莫及，嘗躬奠祠下，徘徊周覽，惜其歷歲滋多，堂宇且弊，乃命悉舉而更新之，仍於祠後增接兩廊，建堂三間，築垣墉以周之，而稍植花木於堂北，以為士大夫謁祠游息之所。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張詠死後三百六十九年，在成都府治西南，建三公廟，祀秦蜀守李冰、漢守文翁、宋守張詠，歲時有祭。三人舊各有祠，至是重建，合為一焉。宣德九年（一四三四）十二月，禮部主事劉球使蜀，至成都，謁三公廟。退得詠像，有詠自贊及趙孟頫拜觀書，遂命工善繪者臨摹上石，並繫之以辭。
張詠長享盛譽，產生較大影響，與宋代四川的民俗有一定關係。蘇軾說：「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蘇東坡講的雖然是眉州，實際上也反映四川的情況。張詠的盛名，與此有一定關係，但他的成名，更主要的是與他的治蜀功業在宋初政治形勢中所起作用有關。
四川地势險要，自古號稱難制。蜀漢名相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對》中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勸劉備占據以為基地。西晉張華說：「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清初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說得更為詳细：「四川介在西偏，重山疊嶺，深溪大川，環織境内，自相藩籬。且渝、夔東出，則據吴、楚之上游，利、閬北顧，則連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馬、湖、敍、瀘，以扼南僰，自昔稱險塞焉。秦人併巴蜀，益以富强。漢開西南夷，邊壤益斥。天下有事，姦雄輒睥睨於此焉。豈非以山川襟束，足以固守歟?」成都武侯祠前，有清人趙藩的一副對聯，道出了治理四川的不易：「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五代時期，王建、孟知祥先俊據有四川，建立了前、後蜀政權。宋乾德三年（九六五）正月，後蜀滅亡，四川歸入趙宋皇朝版圖。三月，即爆發了全師雄領導的全川性變亂，全師雄自稱興蜀大王，四川民争應之，至十二月才為宋軍平定。宋軍平蜀僅用六十六日，而平全師雄之變却費時逾二百日。三十年後，淳化四年（九九三），四川又爆發了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起義，直到至道元年（九九五），宋軍才算基本撲滅這次起義的烈火。至道三年（九九七），又有西川廣武卒劉旰領導的兵變，「三日而四郡失守，五日而兩川震驚」。三年後的咸平三年（一○○○），四川又有王均領導士兵起義，建號大蜀，改元化順，占領成都，直到第二年才為宋軍撲滅。宋初三十餘年中，四川就先後發生過四次較大的變亂：全師雄、李順、劉旰、王均，這是宋朝其他地區所没有的。由此，四川的安定，成了宋初朝野憂慮的大問題。長編卷二○載，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七月，議伐北漢，宰相盧多遜即言：「西蜀險遠多虞，若車駕親征，當先以心腹重臣鎮撫之，則無後憂。」即是一證。
張詠在李順起義後首次守蜀，其後又平定劉旰兵變，王均起義後，他再次知成都府。劉敞曾描述當時的情況說：「巴蜀再叛，百姓凋弊，盗賊滿野，時尚書受命治之。單車到府，城無居民，庫無金帛，倉無見粟，而羣孽在外。尚書能安而輯之，威而懷之，盗賊殄滅，善民得職，至今蜀之人稱之若神明。」在宋初四川兩次大亂後，張詠施展才幹，將動蕩不安的局勢穩定下來，自是之後，终北宋之世，四川再未出現大的動亂。張詠也因而赢得了崇高聲譽，成為北宋最有名的治蜀名臣，長期為後人懷念。
張詠治蜀的意義尚不止此，其政治影響還更加重要。雍熙三年（九八六）太宗發動北征幽州之役失敗後，逐渐形成危機四伏的局面。這種危局，從邊防形勢的嚴峻、内部矛盾的尖銳、階级矛盾的激化幾個方面充分反映了出來。真宗繼位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挽危局，内部矛盾與階級矛盾有所缓和，然而，北方遼國，咄咄進逼，形勢更加嚴峻。咸平三年的王均之變，在宋廷背上插了一刀，使其西顧有憂。當此外患深重、内難頻作的太宗後期與真宗初年，張詠異軍突起，特立卓異，兩次撫定内難最頻、「從來稱難制」的西川之地，釋宋朝西顧之憂，於政治上獨樹一幟，保證了澶淵會戰時的後方安全，對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那獨立的人格，無私的政風，澹泊的心境，以及傳奇的經歷，更使當時及後世士大夫稱頌與懷念，加速了他的傳奇故事的流傳。翻開宋人的筆記小說，幾無不載乖崖事蹟者，殆非偶然哉！
五、《張詠文集》的版本源流及其價值
（一）版本源流考
四庫提要稱，張詠文集《乖崖集》在宋代有兩種刻本：一見載於晁公武《讀書志》，十卷；一見載於陳振孫《書錄解題》，十二卷。實際上，張詠文集在宋代至少有三種刻本。
宋狀載，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八月張詠死後，其弟張詵收集了他的詩文，彙編為十卷，予以刊行。這是宋代張詠文集的第一種刻本。晁公武《讀書志》（衢本》卷十九、《宋史》卷二○八藝文七、鄭樵《通志》藝文略、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之《張詠集》，當係張詵刻本。黄休復與李燾所見張詠集，亦應是張詵刻本。此種十卷本文集，據晁公武記載，有附錄，其内容為：「錢易所撰墓誌、李畋所纂語錄。」此種刻本今已不可見。
南宋理宗時期，大約在淳祐十年（一二五○）以前，崇陽縣又刻印了《張詠文集》。這是迄今所知的宋代第二種《張詠文集》的刻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著錄了此本。此本是在十卷本的基礎上擴編為十二卷的，知縣郭森卿主持刻印並寫了序。據郭序，此本重編了詩文卷次，「又於石刻中增收詩八篇」，十卷本附錄中的語錄，此本採摭增補後，收入正文，作為第十二卷；此本還刪次年譜，别為一卷以附之，此本附錄，除錢易所撰墓誌外，增收了韓琦撰神道碑銘、王禹偁送公宰崇陽序、李燾湖北漕司乖崖堂記、項安世崇陽縣重修北峰亭記。忠定遺事中，也有所增廣。郭刻本實際共十四卷，内附錄二卷。張詠年譜，當時已不知作者，但為宋人所撰無疑。
此本今傳世者有刻本，收入《續古逸叢書》之中。該本係影印吴縣滂喜齋藏本，十二卷，附錄一卷。半葉九行十八字，與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之仿宋鈔本版式相同。卷十之二五、二六兩葉四面，字體不同，然避諱仍同。
滂喜齋主人潘祖蔭（一八三○——一八九○），所藏圖書金石之富，甲於吴下（《江浙藏書家史略》）。
該本凡遇宋帝、國朝，或提行，或空格。避諱字闕筆，據大致统計，所避諱字有：炫、玄、朗（玄朗，所謂趙姓始祖），讓（濮安懿王〉，貞、楨（仁宗），構、溝、遘、搆（高宗），慎、禛（孝宗），敦（光宗），廓（寧宗）等。凡此皆是南宋刻本之版式。
據《直齋書錄解題》與郭森卿序檢視其内容，基本完整，僅佚年譜一卷，還有闕字、漏韻。
屬於此本系统者，尚有四種鈔本傳世：
甲、四庫全書文淵閣本，有郭序，無目錄。據《四庫提要》卷一五二，此本乃抄自衍聖公孔府家藏本。據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孔府所藏乃宋刻本。此本按文淵閣四庫全書统一格式，抄為半葉八行二十一字，故原版式已無法窺知。
此本與收入四庫全書諸書一樣，將「虜」、「夷」等字均加改動。
乙、清鈔本，四册，予所見者為膠卷。
此本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著錄號七○一八，即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者。十二卷，附錄一卷。半葉九行十八字，有郭序，無龔序。
丙、明祁承㸁澹生堂鈔本。
此本藏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十二卷，附錄一卷。半葉九行二十字，有郭序，無龔序。版心有「淡生堂鈔本」五字，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有「曠翁手識」、「子孫世珍」等印。
祁承㸁，自號曠翁，山陰人。澹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明萬曆甲戌（二年，一五七四）進士（《江浙藏書家史略》）。明代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
此本版式特異，恐非仿宋鈔者。
丁、清沈復燦鳴野山房鈔本。
此本藏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十二卷，附錄一卷。半葉十行十八字，有郭序，無龔序。版心有「鳴野山房鈔本」八字。
沈復璨，字霞西，山陰人，有鳴野山房藏書。其書道光間散出（《江浙藏書家史略》）。
此本版式亦異，似非仿宋鈔本。
郭刻本問世二十餘年後，到南宋度宗時期，又出現了迄今所知的《張詠文集》的第三種宋代刻本，此本四庫提要未提及。此本亦刻於崇陽縣，係翻刻郭刻本，仍存郭序，增加了龔夢龍的序。末署咸淳己巳（五年，一二六九）的龔序云：「前令君天台郭森卿嘗刊寘縣齋，己未兵燬，遂為煨燼。今令尹左绵伊公賡以儒術飾吏，復锓梓以壽其傳，幸惠邦人，士德至渥也。抑事尤有可駭者，公遺像舊刻於縣之東齋，人多模本以祀，後因燬，併不存，士有逃難山谷者，迺得墨本於叢棘中，雨露不濡，移刻元所。」
己未，乃理宗開慶元年（一二五九）。按《宋史》卷四四理宗四，是年，元軍大舉攻宋，忽必烈統兵圍鄂州，兀良合台率軍圍潭州。崇陽縣屬鄂州，此時被兵，殆屬當然。又按《宋史》理宗紀與度宗紀，自開慶元年元憲宗蒙哥死，忽必烈自鄂州退軍後，直到度宗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元軍才又攻襄陽，九年（一二七三），元軍攻陷襄陽。襄陽遠在鄂州之北，襄陽未陷時，元軍未南下至鄂州，地處鄂州之南的崇陽縣當無恙。龔序所云：合於史實，咸淳五年刻印乖崖集，當為事實。從龔序可知，伊刻本除增加龔序外，末對郭刻本作任何變动。
此本無完整刻本傳世，僅存殘闕刻本一種，乃清黄丕烈抄補並校、跋本。
該本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傳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十三集部二有記載，云：「海源閣書，辛未（一九三一）二月十二日觀於天津鹽業銀行庫房。」
該本十二卷，附錄一卷。半葉十行二十字，當即《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著錄之姑蘇黄氏藏宋龔氏刊本。該本有龔夢龍、郭森卿兩序，龔序半葉七行十四字，郭序九行十六字。該本前六卷為宋刻本，後六卷配明賜書樓鈔本，無目錄。卷五未有題記：「浦陽趙用章誦訖，晉陵蔣玉如志。」全書有黄丕烈校語。黄還有跋，稱附錄忠定遗事最後一條「龍猛軍」云云，為其抄補者。前六卷刻本淡墨印，多模糊。
黄丕烈（一七六三－－一八二五），江蘇吴縣人，為乾、嘉間校勘名家，故本書校勘時多引錄其校語。
屬於此本系統之鈔本，可見者有三種：
甲、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張青芝鈔並跋本。
此本藏杭州大學圖書館，有玉海樓藏書印。
張青芝，吴縣人，名位，號青芝。暇則鈔宋元人小集，所蓄書甚富（《江浙藏書家史略》）。玉海樓乃清代著名學者孫貽讓之父孫衣言（一八一四－－一八九四）的藏書樓。
張青芝跋云：「戊午秋日，偶過可潛齋，見宋椠《乖崖集》，假歸，再錄此一部。惜七卷以後仍是钞本。」戊午，為康熙十七年。
此本十二卷，附錄一卷，半葉十行二十字，有郭、龔二序，郭序九行十六字，龔序七行十四字，其所據以鈔錄的「宋椠乖崖集」，前六卷刻本，七卷後鈔本。凡此種種，皆與黄本同，其所據以鈔錄之本，當既北京圖書館所藏黄本也。二者微異者，唯二序序次不同，黄本先龔後郭，此本先郭後龔。按龔序云：「謹書于前序之下方。」則郭序當在前矣。
乙、清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吕無隱鈔、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蔣繼軾校本。
此本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十二卷，附錄一卷。半葉十一行二十二字，與《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著錄之「宋龔夢龍本」版式同。此本目錄後有題款曰：「庚寅三月，鈔監官馬寒中家鈔本，謬訛頗多，不敢逞臆改正，恐益失其真也。」「壬寅七月，京華寓齋，西圃居士校正。」庚寅，康熙四十九年也，壬寅，為康熙六十一年，西圃居士，乃蒋繼軾也。
蔣繼軾，號西圃，江蘇江都人。康熙癸巳（五十二年，一七一三）進士，藏書萬卷，秘笈琳琅，甲於天下（《江浙藏書家史略》）。
丙、清鈔本，四册。
此本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著錄號九四一三，具體鈔錄時間不清。十二卷，附錄一卷，半葉十行二十字，板式同於黄本。郭、龔二序俱有，為伊刻本系统。
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莫祥芝所刻印之《乖崖集》，稱仿宋本，亦屬伊刻本系统。
此外，張詠的有關書籍，在宋代至少還刊印過兩種。一種是在他生前刊行的《誡民集》，乃蜀中民彙集張詠的斷案之辭，鏤板傳布的。其卷數不清，亦不見載於宋代官私書目。王素曾取張詠治蜀斷語可為後法者凡百三十首圖於壁，當取自《誡民集》。由此可推知，《誡民集》份量不小。另一種是張詠死後由李畋編纂的語錄。《宋朝事實類苑》卷五七引語錄，記述李畋等三人赴舉事時云：「公詩見本集。」可見語錄成書，在文集之後，但相距不會太久。李畋編纂的張詠語錄，名稱與卷數，宋人記载多岐。《澠水燕談錄》卷六記為「張乖崖語錄二卷」，《遂初堂書目》作「張忠定語錄」，《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九記為「張忠定公語錄四卷」，《直齋書錄解題》卷七載「乖崖政行語錄三卷」，《宋史》卷二○三藝文二記作「乖崖語錄一卷」。《說郛》卷六四載語錄十四則，题作「九河公語錄一卷，宋張畋」，「張畋」顯係「李畋」之誤，内九條見於本集卷十二。《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與《藏園羣書經眼錄》記載，蘇州顧鶴逸藏有宋本《乖崖張公語錄》二卷，卷未有绍定庚寅（三年，一一三○）刊於錢塘俞宅書塾木記。按「忠定」之謚號，為仁宗朝追謚，語錄成書應在真宗時期，李畋不當以「忠定」名之。故大抵此書初名當為「乖崖張公語錄」，後來刊行時，多有改動，以致名目繁多。語錄為蜀人李畋編纂，當亦刻於蜀中，而今存南宋錢塘刻本，則此書曾多次刊刻無疑。如此，必有離合增補之事，故致卷數不同，亦無足怪。
令人奇怪的是，南宋時蜀中未刻印過《張詠文集》。當時，成都曾重修張詠祠堂，蜀中又為三大刻書業中心之一，刻書甚多。以理揆之，當應有蜀刻本《張詠文集》傳世。然迄今未見有蜀刻本之記載，故令人不能不覺其怪。
元明以來，《乖崖集》重刊者鮮，迄今未見有元明刻本之記載。元代並鈔本亦未見有記載。
明代有鈔本傳世，今可知者有四種：甲、南京圖書館藏澹生堂鈔本，半葉九行二十字。乙、缪荃孫《藝風堂文集》卷七《乖崖先生文集跋》載，孫星衍藏有一種明人影宋寫本，半葉八行十六字。丙、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十二集部二，著錄潘茮坡藏本，半葉十行二十字，有郭序，無龔序，闕詩與孫星衍藏本同。傅氏另跋稱，孫氏藏本當從此本出。丁、《藏園羣書經眼錄》又著錄另一種明寫本，半葉八行十六字。四種寫本，三種版式。雖傅先生云孫氏藏本出自潘氏藏本，然二者版式不同，令人未能首肯。四種鈔本，雖版式有不同，但均有郭序，無龔序，同出郭刻本無疑。孫氏明言其藏本乃影宋寫本，然其版式既不同於郭刻本（半葉九行十八字），亦不同於伊刻本（半葉十行二十字），莫非郭刻本問世後，伊刻本面世前，还有一種宋刻本嗎?或是明人影宋鈔寫時變亂了版式?疑未能明也。
明代雖有鈔本，亦罕流傳，蜀中即無此書。是故弘治三年（一四九○），四川左右布政使邢表、劉忠遂命成、華二學教諭顏瑞、徐瀚輯張詠詩文及後人題詠等，編為《張乖崖事文錄》四卷刊行。内中張詠詩文，僅卷二一卷而已。
清代鈔本甚多，流傳頗廣。清代前期的黄丕烈、馬寒中、張青芝、鮑以文、許𤈽、吕無隱、沈復璨等人均藏有鈔本，多出伊刻本。四庫全書收入乖崖集，其據以鈔錄者，乃孔府藏刻本，有郭序，但版式已不可考。
清代刊行《張詠文集》，在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上海縣令獨山莫祥芝得張青芝鈔本，校以孫氏藏本後予以刊行。這是迄今所知的《張詠文集》的第四種刻本。此本仿宋刻，版式同於伊刻本。此本卷首目錄中，有「東都事略王禹偁」字檬，可見其校勘不精，「王偁」誤為「王禹偁」亦未校出。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潞河李嘉績據殘闕鈔本，刻印了《乖崖集存》六卷。宣統二年（一九一○），通州李氏又據以鉛印之。此本郭、龔二序皆無，其詩文無出十二卷本者。
（二）《張乖崖集》的文史價值試探
張詠生活在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歷仕太宗、真宗兩朝，擔任過朝廷官員，方面大臣，其文集自然應是研究宋初文史的珍貴資料。然而，迄今為止，研究宋初文史者，却甚少有人提及《張乖崖集》，故而不能不在此探索其文史價值，以期引起人們注意。
第一：為研究宋初政治提供了寶貴資料。
《張乖崖集》有較為詳细的關於宋初四川三大變亂－－李順、劉旰、王均事件的記載，這些記載，具有第一手的權威性。這方面的資料，有已被引用者，但仍有不少尚未被注意。
真宗時期的天書下降鬧劇，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歷來評述這次鬧劇，不是歸咎王欽若、丁謂等人，就是歸咎真宗。其實，其發生原因，要深刻得多，與宋初士大夫階層的心理狀態關係尤大。從《張乖崖集》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以剛毅正直著稱的大臣，不僅參加了吹捧天書的大合唱，而且在昇州時還身體力行地上報祥瑞，聯想到寇準也參與製造過天書，著名諍臣田錫也有詩歌頌封禪，還有進瑞雪歌、進瑞麥等詩，我們有甚麽理由僅僅將天書下降鬧劇歸咎於真宗與王、丁諸人呢?
宋初著名驍將楊業，由於楊家將故事與戲曲的廣泛流傳，引人注目。《張乖崖集》中，有一條關於楊業的史料，似乎尚無人注意到。卷二贈劉吉詩中，有這樣兩句：「冒死雪忠臣，讜言警貴侍。」自注云：「證楊業忠赤，為奸臣所陷」，「重指中貴弄權」。張詠在這裹明白指出，楊業為奸臣陷害，赖劉吉冒死上疏，才為之辨白，而且其中還有中貴弄權之事。雍熙三年（九八六）楊業死時，張詠任麟州通判，正屬河東，封於楊業戰死河東朔州的情況，應當了解得比較清楚，他記載的應是楊業死後的情況，允稱信史。
上面略舉三例，《張乖崖集》中的其他有關宋初政治的史料，尚待我們去發掘。
第二，本集中有一百多篇詩文，為研究宋初文學提供了資料。
西崑派是北宋前期的重要詩歌流派，張詠名列其中。《西崑酬唱集》中，僅收張詠詩兩首。本集中詩賦共一百三十九篇，數量不小，為研究張詠的文學思想及其與西崑派的關係，提供了資料。北宋宋祁說他：「雅好著文，深切警邁」，「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薛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言在意外。』議者以公自道也」。北宋韓琦稱他：「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赋，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宋初著名文學家王禹偁說他：「秉筆為文，落落有三代風。」南宋胡仔引無盡居士語，說他：「句詞清古，與（孟）郊、（賈）島相先後。」郭森卿在序中講得更為詳盡：「天下誦其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脱去翰墨畦徑，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實大以肆方。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長輩，力為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為文有三代風。蓋其光明碩大之學，尊主庇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於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讀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若聲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從這些評論來看，宋人對張詠詩文評價甚高，且未認其屬西崑詩派，而云與唐人詩歌同調。遣憾的是，尚無人注意到這一點，也未能在宋初文學史中给張詠一席之地。
第三，提供了地理资料。涉及的州縣有：崇陽縣、麟州、陝州、益州、杭州、昇州、陳州等。
第四，保存有民俗资料。如党項民俗，川中遊樂之俗，蜀人好學而不樂仕進之風，宋初官僚狎妓之風等，均有記述。
第五，保存佚文。錢易撰《墓誌銘》，李燾《湖北漕司乖崖堂記》，項安世《崇陽縣重建北峰亭記》等文，全赖本集方得流傳至今。
要之，《張乖崖集》是研究宋初政治、文學的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應予注意。
張其凡
一九八七年九月於廣州暨南大學
點校說明
一、本書以續古逸叢書所收宋郭森卿刻本《乖崖集》為底本。
二、本書用以校勘的本子，有左列九種：甲、四庫全書文淵閣鈔本，簡稱庫本。
乙、宋伊賡刻、明人鈔配、清黄丕烈抄補並校、跋本，簡稱黄本、黄校。
丙、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張青芝仿宋伊賡刻本鈔並跋本，简稱張本。
丁、清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吕無隱鈔、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蔣繼軾校本，簡稱康本、蒋校。戊、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獨山莫祥芝仿宋刻本，簡稱莫本。己、清仿宋伊賡刻本鈔本，簡稱清抄本。庚、清仿宋郭森卿刻本鈔本之膠卷，簡稱膠本。辛、明祁承㸁澹生堂據宋郭森卿刻本鈔本，簡稱祁本。壬、清沈復燦鳴野山房據宋郭森卿刻本鈔本，簡稱鳴本。
三、本書用以參校之書，主要有左列八種：
甲、《張乖崖事文錄》四卷，明顏瑞、徐翰輯。明弘治三年（一四九○）刻本，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清康熙中刻本，有黄丕烈識語，藏上海圖書館。
乙、《乖崖集存》六卷，清樊增祥輯。清宣统二年（一九一○）通州李氏鉛印本。
丙、《宋詩鈔初集》，清吕留良、吴之振、吴爾堯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清康熙吴氏本影印。
丁、《皇朝文鑑》，宋吕祖謙編輯。四部叢刊本。
戊、《茅亭客話》，宋黄休復撰。學津討原本。
己、《全蜀藝文志》，明楊慎編。清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刻本。
庚、《宋詩纪事》，清厲鹗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辛、《許昌詩集》，唐薛能撰。明汲古閣刻唐人八大家詩本，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
四、本書校勘，以版本對校為主。底本闕字，盡量補之。諸本有異，出校說明，一般不改動底本。底本之闕筆避諱字，補足筆劃，明顯誤字，逕予改正，不出校記。但是，底本記述上的錯誤，如悼蜀詩云至道元年正月受命，四月供職，與碑誌、史籍所載均不合，顯誤，據黄休復茅亭客話卷六與李燾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注，北宋刻本已如此，且諸本同誤，故未予改正，也未出校記。讀者從本書附集卷六年譜中，當不難發現其誤。
五、本書書名，依尤袤遂初堂書目、晁公武郡齊讀書志、鄭樵通志與馬端臨文獻通考，定為《張乖崖集》。
六、本書之張詠像及趙孟頫書乖崖自贊，取自康熙刻本《張乖崖事文錄》。
七、原集將語錄列為第十二卷，本書增加第十三卷作為補遺，收《西崑酬唱集》中張詠詩二首以及從《宋朝事實類苑》與《說郛》等書所輯之語錄二十三則，均注明出處。
八、原集有附錄一卷，今盡力搜羅，擴編為五卷。卷一為行狀、碑誌、謚議、本傳，卷二為序、跋、解題，卷三為記、書、贊，卷四為贈詩、題詠，卷五為原集所附忠定遺事。细目見本書目錄。
宋蘇洵《嘉祐集》十四有張益州畫像記，臺灣昌彼得等人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列入張詠條下，誤，考其内容，張益州非張詠，實指張方平也。又清王士禛《帶經堂全集，漁洋文集》卷十二有《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此張忠定公亦非張詠，而乃王士禛之「内大父」，為明人。
九、南宋郭森卿刻本集時，附有宋人編撰之張詠年譜一卷。然至遲在清初已不可見。今特钩稽羣書，撰成年譜，作為附集第六卷。
十、本書的點校，得到了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的支持與資助，謹此志謝。
十一、友人王瑞來、湯開建也给予了不少幫助，深表感謝。
張其凡
一九八七年九月，丁卯年仲秋，於廣州暨南大學明湖苑
張乖崖集目錄
張乖崖先生文集序 郭森卿
第一卷
賦
聲賦
放盆池魚賦
鯸鮧魚賦
第二卷
古詩
悼蜀四十韻
勸學
愍農
缉書齋
陽春曲
勸酒惜别
解嘲
師鳳謠
驚棲曲
贈劉吉
送韓使君赴任越州
留別博州推官楊丹
淮西叙别
淮西有答
寄晁同年
寄程說傅逸人
與進士宋嚴話别
贈聶堯
酬所知
送張及三人赴舉
蕭蘭
東門行
白駒謠
憫旱
结交
祛惑
酣飲
二月二日遊寶曆寺馬上作
書園吏申花開牓子
孟孟詞
筵上贈小英
第三卷
律詩
登崇陽縣北峯亭
登崇陽縣美美亭
縣齋秋夕
登黄鹤樓
新秦遣懷
登麟州城樓
郡齋秋夕
鄴中留別平仲
至道乙未蜀中送人東歸
再任蜀川感懷
蜀中傷陳恕左丞
寄傅逸人
每憶家園樂蜀中寄傅逸人
送張及之任穀城
送趙寺丞罷秩遊青城山
金陵郡齋述懷
郡齋書情寄仙遊張及
淮陽書懷寄朝中親舊
遊趙氏西園
上楊大諫
寄田錫舍人
寄潭州劉郎中
寄栢閣宗涓上人
寄郝太冲
送别蘇寺丞
送别祝隱士
送馬道人歸天台
送人北遊
歸越東舊隱留别秦中知己
贈祝隱者
贈孫曹二生
郊居會傅逸人，
再會傳逸人
貽傅逸人
第四卷
律詩
郊居寄朝中知己
懷張白逸人
訪人不遇
和人惜春
酬宗人殿院見示詩集
依韵答人九華山圖
和人登朗州江亭
答人惠四明山蕉葉扇
旅懷
洛中寓居
公暇偶作
舟行感懷
舟次辰陽
遊桃源觀
舟中晚望桃源山
幽居
旅懷
吴宫石
旅中感懷
退居近墅
歸隱嵩陽
本農
喜雨
秋霖
庭竹
朝日蓮
弱柳
曲湖種柳
新移蓼花
第五卷
绝句
秋日登美美亭
縣齋感懷二首
寄高主簿
同韋主簿祈雨
新市驛别郭同年
早發鄂渚
晚泊長臺驛
新秦送人東歸
相州官舍
赴職荆湖途中作
杭州一百五日水心亭留題
夫差廟
遇華山懷白雲隙先生
途中
驪山感事
再任益州迥留題劔門石壁
洛中
舟行
峡路阻風
過武陵溪二首
桃源觀
夜坐
吊屈原
苦熟
雨夜
又
諭意
方竹
又
方竹杖寄蘇内翰
柳枝詞七首
和人牡丹
寄傅逸人
闕下寄傅逸人
秋日寄友人
送别王秘丞
送别李司直
送魏道士
答劉道人
暮春憶友人
遣興勉友人
謝雲居山人草鞋
請人畫嵩山圖
鷺𪆗
聞鷓鸪
第六卷
雜著
詹何對楚王疏
擬富民侯傳贊
耨斧贊
唐衢贊
異獸圖贊
木伯傳
蘇公堰銘
張氏新小橋銘
三不欺箴
懼箴
褊箴
謁狄梁公廟文
駡青蠅文
第七卷
書
上宰相書
寄張太玄書
答馮華進士書
與蘇員外書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寄馮華李鏐書
回路逸人卷書
答王觀察書
答汝州楊大監書
答楊内翰書
寄張及寺丞書
與洪州安撫王雜端郎中書
與大諫陳情書
謝焦文學書
答友生問文書
第八卷
記
麟州通判廳記
陝府迥鑾寺記
益州重修公署記并梁周翰係
昇州重修轉運司公署記
春日宴李氏林亭記
序
送趙況進士謁李員外序
送田錫韓丕之任序
贈丘生别序
許昌詩集序
送進士張及赴舉序
碑銘
大宋贈監門衛將軍上官公神道碑銘
第九卷
表
通判相州求養親表
荆湖轉運蒙恩獎論謝表
奏鄭元祐事蒙恩獎諭謝表
讓起復表
謝起復表
賀西川贼平表
杭州蒙恩獎諭謝表
謝恤刑表
賀聖駕幸澶州還京表
謝除吏部侍郎表
益州謝降韶書獎諭表
益州謝傳旨獎諭表
昇州到任謝表
第十卷
表
賀東封禮畢表
謝賜御製御書封禪銘贊記副本表
甘露賀表
謝加階封表
昇州謝傳宣撫問表
謝加工部尚書再任表
昇州又謝傳宣撫問表
進文字表
謝除禮部尚書表
賀祀后土禮畢大赦表
謝加階食邑表
謝封贈表
辭赴陳州表
陳州謝到任表
第十一卷
狀
著作佐郎求充幕職
奏鄭元祐事自陳狀
申堂自陳狀
謝賜曆日狀
廣都縣馮某毆母待罪狀
西川回乞持服狀
再任益州謝傳宣撫問狀
昇州謝就差江東安撫使狀
謝傳宣撫問失火及安撫人户事狀
謝進文字賜詔獎諭狀
昇州謝恩撫問狀
謝賜衣襖狀
病瘡乞任使狀
陳州謝傳宣撫問狀
第十二卷
語錄
第十三卷
補遺
律詩
語錄
附集 有●之文為宋刻本原附者
第一卷
行狀碑銘謚議傳
行狀
張尚書行狀（宋）宋祁
碑銘
●宋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墓誌銘（宋）錢易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赠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宋）韓琦
謚議
張忠定謚議（来）劉敞
傳
忠定公傳（来）王稱
宋史本傳
第二卷
序跋解題
序
乖崖先生文集序（宋）龔夢龍
張乖崖文行錄序（明）張頤
張乖崖先生文行錄序（明）邢表
乖崖先生文行錄後序（明）楊光溥
乖崖集存叙（清）李嘉績
跋
跋記（清）張青芝
識語（清）黃丕烈
跋記（清）黄丕烈
張乖崖集跋（清）孫星衍
乖崖先生文集跋（清）繆荃孫
跋孫淵如家藏明人寫本張乖崖集（清）蕭穆
校刊張忠定公文集跋（清）莫祥芝
莫祥芝跋後書傅增湘
解題
郡齋讀書志（宋）晁公武
直齋書錄解題（宋）陳振孫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紀昀等
第三卷
記題辭贊
記
張忠定公祠堂記（宋）王欲
張忠定公祠堂記（宋）楊天惠
張忠定公祠堂記（宋）王剛中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宋）李燾
●崇陽縣重建北峯亭記（宋）項安世
忠定張公祠記（元）察罕申
御製張詠惠民記（明）
跋乖崖祠堂記（明）達彦廣
祭乖崖文（明）
張忠定公像記（明）劉球
題辭
書小吴牋（宋）蔡襄
題張忠定書（来）王安石
題忠定張公書後（来）陳襄
題張乖崖書後（宋）蘇軾
贊
張尚書寫真贊并序（宋）田況
乖崖公真贊（元）王惲
第四卷
贈詩題詠附張詠傳議
贈詩
●送公宰崇陽序（宋）王禹偁
贈密直張諫議（宋）王禹偁
贈張忠定公绝句（宋）傅逸人
贈張乖崖患鬢瘡绝句
（来）陳摶
題詠
錄民詞（宋）阮昌齡
七言律詩二首（来）趙抃
七言绝句（宋）趙抃
張詠傳議（宋）洪邁
祠像題詠（明）二十四人
第五卷
●忠定公遣事
第六卷
張詠年譜張其凡編撰
附錄
使用書目版本
張乖崖先生文集序
宣教郎知鄂州崇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天台郭森卿題辭
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太宗、真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脱去翰墨畦徑，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實大以肆方。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長輩，力為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為文有三代風。蓋其光明碩大之學，尊主庇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於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崇陽，本公遣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讀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初至邑，會舊尹三山陳侯樸，授一編書，乃公遺文，欲刊之縣齋而未果，屬使成之。讀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若聲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艷而不流，政自不害為宋廣平梅花賦耳。語錄舊傳有三卷，今采摭傳記，僅為一卷以附焉。遺事所載未備，辙以所聞增廣。又於石刻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為公年譜，亦加删次，別為一卷。尚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為十二卷。其會粹訂證，實屬之尉曹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參焉。外有韓魏公所作神道碑、内翰王公送公宰崇陽序、李巽巖祠堂記、項平庵北峯亭記，此其文皆知公之深者，爰並錄之，覽者得詳焉。